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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论“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中国政府的舆论引导
发布时间:2012-11-08 16:33
领土争端是中国与相邻的14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或曾面对的问题。随着中国海洋战略的调整,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近年来不断强化,海权理论逐渐深化,领海及岛屿纷争问题也不时显现。领土争端隶属于政治范畴,广涉历史、外交、法律等领域,往往在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作用下形成舆论潮流,而三者之间的互动使得舆论不断演变。因此,在变化莫测的舆论中,作为社会最高管理者的政府在海域划分和岛屿争议成为舆论交锋的焦点时,应进行必要的规范和引导。
 
一、“钓鱼岛国有化”事件舆情分析
 
(一)“钓鱼岛国有化”事件的舆论演进
 
1.事件发端,舆论萌芽
 
2012年4月16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华盛顿当地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东京政府将“购买”钓鱼岛,接着日本网民发起“一人捐一万”购买钓鱼岛运动。4月17日,中国外交部回应“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取任何单方面举措,都是非法和无效的”。6月中旬,日本频频派官员前往钓鱼岛,《人民日报》发布评论“日本必须停止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新的事端”。针对日本“购岛”言论,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关注,对日本单方面“购岛”行为表示反感。
 
2.事件扩大,舆论热点开始形成
 
7月6日,日本政府高官造访石原慎太郎,传达了将钓鱼岛本岛、南小岛、北小岛3岛“国有化”的方针,计划于2012年内促成岛屿的“国有化”。 8月15日,香港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随后遭日本海上保安厅“逮捕”。“保钓”行为引起了媒体和民众的持续关注,关于“保钓”的相关信息,8月15日至8月20日,在中国网络信息平台上新闻就有2310条,论坛376条,博客1770条,相关微博信息78287条 。其间,关于“逮捕”和“释放”“保钓人士”在中日两国媒体和民众间引起广泛的讨论。
 
3.事件升级、质变,舆论升温
 
9月10日,日本政府确定了钓鱼岛“国有化”方针,11日完成“购岛”协议。中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从官方主流媒体到商业性质的网络媒体,从中央领导人到普通民众对“购岛”行动表示强烈的不满、抗议和谴责,纷纷发出“钓鱼岛是中国的、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声音。从9月16日至9月18日,中国内陆多个城市爆发反日示威游行。
 
4.事件发酵,舆论缓和
 
9月17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抵达北京,开展了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帕内塔呼吁中日双方避免采取挑衅行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于9月20日呼吁和平化解冲突。20日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表示希望日方回到对话解决钓鱼岛争议轨道上来。在美国出面斡旋后,中国舆论稍加缓和。中国媒体也就反日游行中的暴力行为予以谴责,呼吁公众理性爱国。
 
(二)“钓鱼岛国有化”事件的舆论格局
 
1.国内舆论格局
 
中国舆论格局长期以来是由政府和传统媒体为主导的二元格局,随着媒体环境的逐渐开放和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在突发性事件中,舆论格局往往转变为以政府、传统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意见领袖、网民等共同参与的多元格局。
 
中日之间隔海相望,在唐宋时期,一直互相友好往来。日本的文化中现在仍有着唐宋文化的影子。但是甲午中日战争和上世纪的日本侵华战争至今都是两国不可避免的恩怨节点,时不时总要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产生摩擦。靖国神社的祭拜、篡改教科书、否认侵华战争等一系列动作都深深影响着两国人民的民族情绪与民族心理。两国媒体常在类似事情上相互抨击,两国国民间不信任情绪高涨,相互间的嘲讽和谩骂充斥互联网上[1]。领土纷争也成为双方政府与普通民众争执的最大焦点。钓鱼岛归属问题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针对日本自编自导“购买钓鱼岛”行为,中国主流的国有报刊、电视台、电台、互联网媒体以及两个国家通讯社,均延续了过去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贯做法,即全面支持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定,一致对外,强烈抗议和声讨日本当局的卑劣行径,并警告日本请勿玩火;指出日本购买钓鱼岛事件,导致中日关系已降至双方邦交正常化40年来的冰点。而商业性质的网络媒体和新媒体,也紧随《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声音,通过专题滚动报道的形式,来对日本购买钓鱼岛的行径作出声讨,支持中央与政府的决定。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多方是达成一致的,并无冲突。
 
2.日本舆论格局
 
日本媒体在“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事件上,大多持支持日本政府的态度,与政府的声音保持一致,即认为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中国属于无理取闹。也有少部分中立和反对购买钓鱼岛的声音出现。因为钓鱼岛每次的风吹草动都离不开日本国内政治因素的推动,也是转移国内注意力惯用的伎俩之一,钓鱼岛问题常常成为政治资本的砝码。此次日本高调侵占钓鱼岛,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是石原慎太郎,正是他抛出的“购岛”言论才掀起中日间的轩然大波。石原慎太郎为助其子上位,才如此高调地出此言论,同时在不同场合,为“购岛”摇旗呐喊。民众也在其诱导下募捐买岛。而野田政权为了获得民众支持率,改变上台后政绩乏善可陈的局面,不得不支持“购岛”行为,并正式将钓鱼岛“国有化”。可以说,钓鱼岛成为日本国内政治博弈的砝码,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对于在政治的驱动下扩大钓鱼岛事件,部分主流媒体也给予了抨击。
 
3.美国舆论格局
 
美国在每次的中日摩擦之间都从未置身事外过,一直是左右中日态势发展非常重要的力量,日本则是美国试图维护亚太地区秩序的一枚重要棋子。在美国的的战略布局中,既不希望看到中国一枝独大,也不希望中日联合壮大威胁其在亚太秩序中的话语权,当然,中日重大冲突也是美国不愿乐见的。基于自身的总统大选在即,以及在中东问题依旧面临的棘手难题(外交官在利比亚被杀害、海军陆战队队员在阿富汗遇袭身亡、中东国家大规模反美抗议活动)。美国主流媒体并未将“日本购买钓鱼岛”事件作为主要关注对象。在对待钓鱼岛事件的看法上,媒体与奥巴马政府一致,保持中立,不宣称支持中日任何一方,并呼吁双方保持克制,避免造成紧张局面的进一步升级。但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中总是少不了美国的影子。
 
(三)“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中的舆论的特点
 
就舆论的主体而言,具有范围广、数量大等特点。钓鱼岛事件不仅关系中国国内的稳定及东海的战略部署,整个亚太地区都与之息息相关,美国、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都紧密关注中日两国的动向。参与的公众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涵盖整个大中华的华人及海外华人华侨、日本民众。同时,参与的媒体涵盖包括中日各主流媒体和商业媒体,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也持续跟进报道,路透社、俄新社都紧密关注。
 
就舆论客体而言,具有破坏性。舆论并非清晰完整的,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且随着事态的发展不断变化。钓鱼岛事件事关两国领土完整和捍卫国家主权等政治话题,一旦信息传播不当,舆论极易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导致社会心理的恐慌,非理智舆论还可加剧社会的动荡,加深民众对各自政府的不信任感,造成社会生态失衡,影响社会安定。因此,需要政府通过适当的手段,进行必要的规范去整合、引导舆论[2]。
 
二、“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中国政府舆论引导探析
 
(一)政府舆论引导的涵义
 
舆论是数量相当多的社会公众对时局和事态表现出的评价意见,舆论引导,简言之“是用观点和事实影响人”[3]。而政府舆论引导,笔者认为是指在突发性事件中,政府通过陈述观点和事实,采取不同的方式、一定的技巧对公众施加影响,调整社会公众自身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促成公众舆论的生成和传播,并使其在某种程度上与政府达成一种集合认识,并向政府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形成共同看法。从而增加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消除对处置突发事件中的不利影响,营造较为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
 
(二)“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中国政府舆论引导策略
 
虽然中国的舆论格局更加多元化,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对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和社会控制能力减弱。钓鱼岛事件中,政府采取了系统措施力求掌握舆论制高点。
 
1.政府层面
 
(1)巩固新闻发言人制度,占据信息发布高地
 
在国际突发事件发生之时,公众或是由于自我保护意识的本能,或是因为好奇心理的驱使,再或者上升到一个高度——公民知情权利的维护,都有可能产生对信息的极大需求,加上社会已步入全面信息时代,媒体技术的更新使得公众对于信息的获取途径和效率大大提高[4]。基于“先入为主”的思考方式,谁在报道上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把握住信息传播,就掌握了“先行话语权。因此,政府在事件发生之初舆论尚没有成形即酝酿阶段,如果能置于信息发布的源头就能奠定一个很好的基调,通过“首因效应”为之后的舆论引导工作指明方向。
 
4月17日,针对“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访美期间发表演讲称,东京都政府将于今年内从私人手中收购钓鱼岛部分岛屿”一事,中国外交部及时利用例行记者会表明中方的立场: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在事情未明朗之前,媒体也大多采用新华社通稿,在国内确立了基本宣传基调。其后,随着事件的扩大、升级,外交部不断通过新闻发布会、例行记者会积极回答相关问题,向媒体提供新闻素材、报道线索。《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中国官方主流媒体纷纷撰文,一方面敦促日本停止在钓鱼岛事件上制造事端,一方面再次表示中国对钓鱼岛的绝对主权。网络媒体凤凰网、腾讯网等也及时跟进,纷纷传达“钓鱼岛是中国的”的理念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及其领土完整决心。舆论在社会自上而下在基调上基本形成统一的格局。
 
(2)采取系列反制措施,顺应民意
 
当事件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后,舆论也从最初的酝酿期逐渐明朗起来,并在不断变化中,为避免产生对政府不利的舆论的出现,政府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才能进一步引导舆论。 
在多方机构对日本提出严正交涉,日方仍一意孤行,坚持“购岛”行为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于9月10日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并就划定海洋基线的意义通过大众媒体告知公众。公众的反应大多为坚决拥护、支持政府就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的声明,但仍有部分声音认为有力回击还不够,反制仍不足。9月11日,在日本宣布正式签订“购岛合同”后,中国两艘海监船“海监46”、“海监49”抵达钓鱼岛外围海域,中国国家海洋预报台从11日起发布钓鱼岛海域环境预报,央视新闻联播后首次播出钓鱼岛天气预报。山东省副省长取消访日,上海旅游节取消日本花车,11日当天中国政府的一系列行动向公众传达了在钓鱼岛事件上绝不退让的态度。但是在网络媒体中,对于采取军事手段的舆论渐渐形成。在凤凰网开展关于“钓鱼岛‘购岛’事件有关问题的看法”的民意测验,共有1,854,547人参与,认为中方最应该采用什么手段反制日本的问题中,60.33%的人选择了“军事手段,武力施压”,共有1,052,294票 。在民意的推动下,中国政府有意无意地展开针对性很强的军事演习,重点演练多兵种联合作战、三军协同登陆作战。通过系列对日反制动作,政府稳定了民心,在民众中并未出现大的与政府主张背道而驰的舆论波动。
 
2.媒体层面:
 
(1)统筹新旧媒体联动
 
公众舆论具有自发性,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个人的言论都是根据他的社会感受表达的。这些言论有可能是经过理智的思考和慎重的权衡,也有可能是自身对社会的直接感知。当无数的个体舆论汇聚成公众舆论时,公众舆论的自发性就凸显无遗,甚至是盲目的。而新闻舆论相较于公众舆论,表达主体能够以比较超脱的、理性的立场和更加广阔的视野审视社会事务[5]。新闻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工具,它的一言一语都可影响公众对事务的看法的见解。以党报、电视台、报纸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积累了丰富的舆论引导经验,是国家掌控的重要舆论力量。由于新媒体独特的强会聚效应和广扩散效应,网络等新兴媒体在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它所形成的舆论平台往往超乎于传统媒体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左右事态的发展,影响社会的议程设置。因此,统筹新旧媒体在钓鱼岛事件上的基调对于政府的舆论引导有着重要意义。
 
“‘没想到中国反应如此激烈’日本媒体这样惊叹。不理解,缘于你们对历史刻意回避。可知道,中国人心中,一股气憋了百余年。钓鱼岛是警示牌,记录昔日屈辱沧桑,也将成为转折点,见证奋起中国寸头不让的集团意志。这样的意志,将使中国像钢板一样坚硬凝聚。这样的中国,无所畏惧。安。”这是9月13日23:43中国官方媒体代表《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出的微博,共获得了101599条转发和26433条评论。人民日报素以严肃形象示人,在群雄逐鹿的微博舆论战场,人民日报除个别微博外,大多数微博的转发和评论仅几百条。在钓鱼岛事件中,人民日报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发出这样的感叹,卸下高高在上的面具,给广大民众一种你我皆为共同体的姿态,主动接地气,使公众感到亲近亲切。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在2008年曾提出当下中国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在面临涉及领土事端的重大事件中,两个舆论场能共同发出相似相近的声音,社会观点冲突和分歧得到弥合,可以看出政府在主流舆论与民间舆论,传统媒体舆论与新媒体舆论中统筹协调中有分有寸。
 
(2)引导媒体灵活运用“第三方”求证
 
所谓“第三方求证”就是借用或操纵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来申明或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方法经常在国际舆论战中采用,可避开舆论对自己的直接攻击,同时又可以获得一个舆论上的帮手[6]。在钓鱼岛事件中,中国政府引导媒体有意识地通过报道他国消息,向国内民众传达它国舆论,引导民众进行判断。如凤凰网援引俄新社消息“日本在同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上的态度一直颇受邻国诟病,这与其国内政治生态相关联。钓鱼岛一直是中日领土之争的重要问题。日本认为1895年以来钓鱼岛属于日本,而实际上早在1783年日本自己的地图上就能看到,钓鱼岛明显归中国所有。”;《华尔街日报》“中方已明确表达了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日本政府如果继续在该问题上一意孤行,将承受与中国在政治经济两个领域急速降温的后果”; 韩国首尔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朴喆熙教授指出,日本政府目前出于国内政治需要放纵了右翼势力的抬头,终将会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通过报道第三方的看法,避开了政府干涉舆论的嫌疑。
 
3.公众层面
 
(1)利用媒体设置议程
 
传播学中,议程设置的主体是媒体,大众媒介通过议题设置来巧妙地引导舆论,选择并突出报道某些问题,使这些问题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而受众由于参与传播议程的能力有限,往往被媒体设置的议程牵着鼻子走。议程设置对于舆论引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在面临突发事件时,为形成政府所预期的舆论或社会情绪,政府应高度重视、积极主动为媒体设置议程,为媒体提供信息源,向媒体设置新闻议程,再由媒体向社会设置公共议程,达到将政府的价值观念设置为公众舆论的目的,以此来避免事件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
 
当钓鱼岛争端事件初起时,由于钓鱼岛现被日本实际控制,在有关钓鱼岛归属问题上,部分公众对中国政府保钓言论产生了怀疑,滋生了“钓鱼岛到底是不是我们国家的”“为什么现在才保钓鱼岛”等舆论。基于对这部分舆论的考虑,中国国内各大媒体对钓鱼岛的来龙去脉均开设了专门版块,详细介绍钓鱼岛的历史,剖析现状的原因,从历史、法理的角度向公众清晰传达“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的领土”,并从国家利益和变幻的国家形势出发,阐明保钓的重要意义。通过媒体的优势掀起“沉默的螺旋”,在这样的议程中,逐渐消除“保钓”舆论中反对和异向声音。
 
当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反对执意“购岛”,中日岛争进入高潮时,从9月9日岛9月11日,中国国家领导人先后发出了最强的保钓声音和决心,9月11日全国多家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钓鱼岛这一关系中国主权的问题。《新快报》头版用一个大号的“不”字鲜活表明了立场,《京华时报》、《东方今报》等通过在头版打出“中国绝不退让”的口号标题,在版式设计上沈阳地铁报以外交部公开声明为主体,用56个鲜红的红指纹代表中国人民上下一心,保卫钓鱼岛的决心,富有浓浓爱国心[7]。通过媒体的议程将政府的意见、观点、姿态准确地告知公众,这不仅能在舆论引导上占据优势,也使得政府所要传递的信息更加清晰、生动和形象。
 
(2)发挥意见领袖作用
 
为了有效提升对公众的舆论引导力,除了借助大众媒体的力量外,还需借用“外援”,利用“意见领袖”,加强与公众的直接沟通和引导。专家学者、名人政要都在社会中具有强号召力和影响力,均可纳入“意见领袖”范畴,“但是“意见领袖”绝不仅限于此。影响力较大的“特殊”媒体和权威政府部门都可成为“意见领袖”。
 
在钓鱼岛事件的舆论传播体系中,专家学者是引导舆论的常态“意见领袖”。专家学者在一定的高度,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事件的前因后果,分析现状,预测未来态势,与受众实现互动较快,较容易引导公众进入理性思考。
 
同时,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各政府机构的引导作用也不可忽视。9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告诫日方必须充分认识事态的严重性,不要作出错误的决定,同中方一道,维护中日关系发展大局;9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在主权领土问题上中国决不退让半步;9月10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购岛行径;9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指出,日本关于钓鱼岛立场是对战后秩序严重挑战。同一时间,中国人大、政协、外交部、国防部、人大外委会、政协外委会、中国海监、国家海洋局等部委也措辞严厉地敦促日方悬崖勒马。
 
此外,中国军方媒体《解放军报》、CCTV军事频道,也积极响应军委主席胡锦涛、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等以及国防部的相关态度,通过不断报道中国近期四大军区频繁的军演,以及中国军方新式武器的研制成功,来表明解放军坚决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人民利益的决心,并警告日方切勿玩火自焚,否则后果自负。
 
三、“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中舆论引导的效果评估
 
(一)政府舆论引导的正面效应
 
1.舆论风险平稳降低
 
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公众信息掌握程度有限,对信息的把握存在不充分的情况,误读、误解舆论在所难免,正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即使在信息完全公开情况下,社会各阶层的社会价值观念有所不同,利益取向也不同。在“不同”背景下,个体或团体基于各自的立场,也会做出与自身利益相符合的舆论解读。当政府的舆论导向和民意趋于一致时,社会趋于和谐;当政府舆论导向与民意背道而驰,社会矛盾加剧。既然舆论误读在所难免,当面临领土争端涉及国际敏感问题之际,评估政府舆论引导力的因素之一便是政府是否减少了公众对舆论的误读,降低了舆论潜在带来的社会风险。
 
信息及时公开、透明,不遮遮掩掩,都是有效降低舆论风险的措施。在这次“钓鱼岛”事件中,中国政府反应较为迅速,相关信息的处理基本达到公开、透明,新闻发布会多次举行,媒体总体上也及时跟进。日本敲定“购岛”日期,中国外交部马上就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发表声明,《解放军报》刊文“日本政府不要玩火”,在这样的舆论引导下,控制住了民众的情绪,民众也以取消赴日游、抵制日货等行动支持政府对外强硬。日本签署“购岛”协议后,央视在新闻联播后就播报钓鱼岛天气,传递捍卫主权的姿态,新闻频道头条新闻均是钓鱼岛事件,并轮番播出钓鱼岛系列报道。每一次对日本的“见招拆招”都及时地告知媒体和公众,从而政府、媒体、民众在舆情上并无太大出入。
 
而且,此次事件中,中国媒体就外媒的涉华报道也大多公开,报道外媒中有支持中国的声音也有暗中挺日的,树立较为客观的形象。既摆脱了“报喜不报忧”的刻板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舆论风险。
 
2.民族凝聚力增强,反向向日本施压
 
领土争端事件牵涉政治、经济、军事、民间等各方主体,最能唤醒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每当面临领土或主权利益受损时,民众爱国主义情绪表达更为淋漓。政府通过引导舆论潜移默化地激发民众心中最原始的对祖国的热爱,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在日本发出“购岛”宣言的初期,中国网友们纷纷在论坛开贴强烈抗议,以网络作为舆论场。随着事情的进展,在各大媒体,尤其是政府的舆论引导下,民众自发组成抗议联盟和组织抗日游行,仅在9月18日举行反日示威游行的城市就达到上百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团结一致对外,民族凝聚力空前增强。
 
政府的系列对日反制措施和民间对日的抗议及抵制日货的行动使中日贸易受到明显影响,日本商界感到十分不安,政界最终缓和对中国的态度,野田首相在9月19日表示误判钓鱼岛形式,考虑通过外交等手段寻求与中国的对话。中日岛争逐渐降温。
 
(二)对政府舆论引导的反思
 
纵观“中日岛争”中的中国政府舆论引导表现,虽总体上卓有成效,但是仍有问题值得反思。一方面是在国际舆论上中国的声音较弱。作为同中日密切相关的美国虽表示中日问题不会选边站,但已明确表态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面对美国明中立、暗挺日的态度,国际舆论中中国应如何应对?再者,加上日本现“右翼”化趋于明朗,在国际社会中中国又该如何发声?此外,根据国家司法上的新趋势,对有争议岛屿的划分不是从历史角度判断,而是依据“实际有效控制”的准则,如果钓鱼岛纠纷一旦诉诸国际法庭,中国又该如何引导国际舆论偏向中国,从舆论上获得更多支持?
 
另一方面,在中国民众自发的反日示威游行中,政府似乎没有干预,在舆论上并未及时、有效的引导。大多数举行反日游行的城市的主流媒体集体失声,并未通过舆论告知民众应如何理性爱国,导致部分城市的游行“暴徒化”倾向明显。舆论引导滞后带来的“中国式的爱国游行”也会使中国在国际舆论中处于不利地位。面对目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如何成功夺得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舆论引导水平,避免在国际舆论中的弱势地位仍值得进一步探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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